1樓：
上古音的介音系統，在擬音層面，有三種探討的途徑。
以中古音為基礎，用內部構擬法回推
參考親屬語言的同源詞以及音系
利用對音等資料，直接研究音值
*j*r
現在各家所採用的 *r 介音大體上是承襲 Yakhontov 的*l介音而來的。他注意到二等字常與來母諧聲，來母又少有二等字。當時來母擬音以 *l 為普遍，所以 Yakhontov 便採用 *l 作為介音。
這個介音由李方桂修改為 *r，在中古音的時代主要功能有兩種。一是在聲母層面，作為知徹澄娘、莊初崇生這兩組只在韻圖二三等出現的聲母，與一四等分化的條件。二是在韻母層面，作為韻書中二等韻出現的條件。
具體證據，在第一點是方言中知徹澄娘、莊初崇生等多有捲舌現象，在第二點則是上古二等字在中古呈現母音合併，用 *r 則可以解釋為央化，在音理上有更強的說服力。龔煌城說，上古二等介音寫為*r最大的理由是，使聲母變得很簡單，又使韻母變得很簡單。
*l**i
這裡採用兩個星號，代表我的懷疑。高本漢用 **i 解釋純四等韻與一等韻相押韻，卻又分化的條件。自李方桂以來，多認為四等與一等是母音的差別，不是介音 **i 的影響。
**w現在陳述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採用日文假名研究中古、上古的介音系統是不可靠的。這是因為日文本身是乙個沒有介音的語言，所以假名對於介音的呈現只能說差強人意，不足以為證據。況且，我們也不知道吳音所呈現的方言到底跟韻書、韻圖的方言有沒有傳承關係。
有學者徵引（如鄭張尚芳 2003）吳音許多三等字沒有介音的情形，反對將韻圖的三等介音推回上古，這是片面的說法。吳音中的二等字與重紐三等字也沒有介音，據此這些學者也應該否認二等字、重紐三等字在上古有介音，而起碼鄭張尚芳並沒有為這個差別作出解釋。
採用梵語與上古、中古音的對音研究中古、上古的介音系統是不可靠的。跟吳音的問題一樣，我們不知道早期用來翻譯梵語的方言是哪裡的方言，所以用這種資料復原「上古音」是缺少依據的做法。上古的方言差距非常龐大，如果不能釐清其間的關係，那梵語對音就應該獨立處理，先作為一種獨立的方言研究，再研究這種方言與上古音的關係。
羅傑曼（Norman）認為隋唐密宗傳入中國，對咒語有十分準確的語音要求，所以可以視為更強的證據，這點我不能贊成。既然閱讀的是譯音，就代表閱讀者不懂梵語；既然不懂梵語就無從審視譯音的精確與否，這點也是譯音者所詳知的。在譯音者主觀的角度而言，並沒有將譯音弄得特別精準的動機（固然也沒有弄得特別不准的動機）。
況且，譯音在甲地准在乙地就不一定準，何以得知譯音者不會採用乙個加總的做法呢？退一步講，羅傑曼採用的是非語言學的依據，這點應該受學者的重視。
採用語言共性研究中古、上古的介音系統是不可靠的。語言絕大多數的特徵以及演化都是任意的，根本不待言。即便有許多共通的變化，那也不是普世（universal）的、必然的變化。
許多語言都有有的（unique）音素；這些語言一旦消亡，那這些音素就不見了，難道就變為不可能存在的嗎？人的發音機制有「自然之節限」，這是正確的；但是自然的節限遠遠沒有某些人所想像的狹隘。丹麥文有十一種母音，可以變成超過三十種實現方式。
世界上也有只有兩個母音的語言，在音位上沒有 /i/ 與 /u/。據我所知這樣的語言目前只有一種（Abkhaz）。假設這種語言有一日消亡，我們的後代要構擬這種語言時不知道世界上曾有不具備母音三角的語言，那復原出來的音系將是錯誤的。
語言共性的研究只能是單方向的，從可以觀察的具體語言作出抽象結論，從個案推出通案。不能逆向操作從結論，從通案推出個案。
總結一下，我認為上古音的介音系統，有 *j、*r、*l 三種。
2樓：百越閒人
上古漢語的介音系統和中古漢語有很大的不同。乙個顯著的不同就是題目描述中指出的，中古三等字介音的有無。現在基本可以確定，中古漢語絕大多數的三等介音在上古漢語中都是不存在的，包括鄭張-潘系統給章組構擬的那堆*j介音，實際上也是不必要的。
不過考慮到藏緬*ia復合主母音的廣泛存在，不排除上古也有一部分這樣的「帶有i介音」的音節，不過我們現在似乎還沒法把它們分析出來，所以乾脆在模型中認為它們不存在也是可以的。
還有只出現在軟顎和喉音聲母的合口成分w，這裡就不把它分析為介音了。
除此之外，以目前知乎上比較流行的白一平-沙加爾對上古非三等音節的觀點，上古非三等音節的聲母帶有咽音化特色，不過嚴格來說那大概不能說是「介音」。
再剩下的話，就只有*r乙個介音了。當然也可能有*l。不過按照沙加爾（1999）的觀點，l其實都是詞根的聲母，帶l復子音的實質是字首＋l起首的詞根。
總之，可以認為嚴格意義上，上古漢語的介音只有r和l。當然，也可以把w和可能存在的那部分i算上。總之帶介音的音節應該少於中古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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