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本《竹書紀年》的可信度有多高?

時間 2021-05-08 14:32:11

1樓:行為藝術專業博士導師

這種甚至連個造假實物都沒有的東西,顯然是共濟會編造的,就像什麼古希臘哲學,什麼亞里斯多德一樣。

目的是為了混淆是非,製造混亂,詆毀中華古代史學的可信度。

2樓:

處於傳播鏈的相對上層,因此相對可信度很高。

絕對可信度就沒法判斷了 ,當然這個意義也不大,一天挖不出來新東西就一天沒有新進展。

所以綜合來講可信度還是很高的

3樓:

既然這個不可信,憑啥相信另乙個?

官史不可信,就信野史?別的不敢說,這人腦子一定有坑。

一切史料只是旁證,所謂史料的歪曲本就是史實的一部分。

看開點,別太糾結誰真誰假。

所謂「社會活動都是人類集體想象」,這麼多年下來,早就弄「假」成真了。

4樓:子桑木

《竹書紀年》是晉、魏兩國史官所著,繼承了姬周的史學觀,有正確的一面,有錯誤的一面,要一分為二地看待。

文/重述華夏文明

中國一直有修史的傳統,一般來講,在乙個朝代滅亡之後,由繼任的朝代為前朝修史。作為繼任的朝代,一方面希望自己對前朝的評價能夠相對客觀公正,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因此會務求嚴謹,準確,客觀;另一方面,作為繼任的朝代,需要證明自己的合法性,必然有美化自己和修改資料以合需要。基因這兩點,我們對前代所修的史書,需要確定兩個基本態度,乙個是相信古人修史的態度是嚴謹的,史書總體上是符合實際的,第二個是要歷史地看待史書,特別是事關繼任朝代的合法性方面的記載,要甄別比對,不可盲信。

前人對待歷史的兩個錯誤,一是全盤信古,缺乏甄別,二是對歷史大加否定,攻擊一點不計其餘,比如以顧頡剛為首的疑古派。

下面我們看看《竹書紀年》中關於商代的記載。《竹書紀年》發現於魏安僖王墓,記載了從夏到魏哀王二十年的歷史,最初以周的身份記載,平王東遷後以晉國的身份記載,三家分晉後以魏國的身份記載,也就是說晉和魏都是以周的繼承者的身份來看待歷史的,在魏中國人看來,西周和晉都是自己的前朝,自己是周和晉的分支,這樣的身份必然繼承周和晉的基本歷史觀,當然包括周人對待商朝的態度。

從周人和周人繼任者的筆下記載的商人的歷史,是不是經過修改了呢?通過對史料的對比可以明顯的看出,商人的歷史是被修改過的,修改的部分是和周人相關的部分,涉及周人政權的合法性和正統性部分。

1、關於商代帝王數量的問題

《竹書紀年》記載,「湯滅夏至於受,二十九王」,但是在竹書紀年中明確記載的商王有三十位,分布是1商湯、2外丙、3仲壬、4太甲、5沃丁、6小庚、7小甲、8雍己、9大戊、10中丁、11外壬、12河亶甲、13祖乙、14祖辛、15沃甲、16祖丁、17南庚、18陽甲、19盤庚、20小辛、21小乙、22武丁、23祖庚、24祖甲、25廩辛、26庚丁、27武乙、28文丁、29帝乙、30帝辛,作為同一本書中,列舉的書和總結的數不一致,作為史書,這個情況不會是失誤,很可能是有意而為之。

商朝滅亡之後,商的後人被封到宋國,作為商人後裔,他們是要祭祀祖先的,但是作為周人的諸侯國,他們的祭祀一定會受到周人的干預。周人是通過推翻暴虐無道的商紂王而得到天下的,周人統治的合法性的前提就是商紂王的暴虐無道,這樣的人怎麼配享有祭祀呢?宋中國人如果祭祀商紂王是不是就表明對周人推翻商朝有意見?

因此在當時,基因政治正確的大環境,商紂王很可能被排除在宋中國人的祭祀之外,不作為宋中國人的祖先對待的。

那麼從三十位商王中去掉商紂王,正好是二十九位,和《竹書紀年》中商朝總結部分的數量是一致的。

2、關於商代存續時間的問題

商朝究竟持續了多長時間,不同資料出入很大,《竹書紀年》記載,「湯滅夏至於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但是把《竹書紀年》中三十代商王的在位時間加在一起,卻是508年,和總結部分的年數不一致。

歷代商王在位年數累加:12+2+4+12+19+5+17+12+75+9+10+9+19+14+5+9+6+4+28+3+10+59+11+33+4+8+35+13+9+52=508

累加的508年雖然和總結部分的496年不一致,但是和記載的「始癸亥,終庚寅」的記載相一致,從癸亥到庚寅一共28年,外加8個甲子480年,正好是累加的508年。

癸亥至庚寅的紀年如下:癸亥、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已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已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已醜、庚寅,共計28年。

現在的問題在於,累加的508年和記載的496年之間的12年的差是怎麼產生的。王國維以為是「書與注非出於一人之手,或雖出於一人之手,前後未照也」,也就是認為是無心之誤,這種解釋太過於牽強。

這個12年的差別其實是周人有意而為之,並非流傳中的訛誤或者無心之過。因為寫書的是把商朝滅亡的時間定在了文王去世的前一年,這一年是戊寅年。後人做注是把紂王去世的庚寅年作為商朝滅亡的時間。

關於這一點,在《竹書紀年》中就有例證,在此書的周朝部分記載了「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然而武王滅商後在位6年,成王在位37年,康王在位26年,昭王在位19年,這樣累加為88年,和記載的百年並不吻合。這個時間要是上推至武王元年,再加上11年便是99年,這樣到穆王元年正好是一百年。

周人為什麼把周朝的紀年從武王元年開始算起呢?因為這一年姬發已經正式稱王,不再奉商朝的正朔。

武王伐紂並不是以臣伐君,其實就是兩個王之間的戰爭,這個在紀年裡有明確的記載,在周武王元年的時候,「西伯發受丹書於呂尚。有女子化為丈夫」 ,這裡女子化為丈夫,就預示著周人從臣轉為君,在古代,常用夫妻關係比附君臣關係。到了武王七年,「二日並見」,無疑暗示著商周是平等的兩個太陽。

所以在周人看來,周人的天命實際上是從武王元年開始的,並不是從商紂滅亡開始的。

這一點在西周結束的結語中也可以看出來,「自武王元年己卯至幽王庚午,二百九十二年」,這裡依然是從武王元年開始計算。

在周人看來,周朝的開始時間是武王元年己卯,那麼商朝滅亡的時間就是文王去世的戊寅,而不是紂王去世的庚寅年。為什麼要把文王去世的這一年作為商朝結束的時間呢?這可能和文王的死有關,文獻記載,文王是在紂王「求玉於周」之後去世的,沒有說這麼死的,但是從武王車載文王木主伐紂,親自割下紂王的頭顱可以看出,很可能是殺父之仇使然。

事情很可能是,紂王向周文王要美玉,文王美玉滿足要求而被紂王殺了,從此商周翻臉,姬發稱王。

累加的508年和記載的496年的差,便是從武王繼位到武王伐紂的12年,也就是說周人記載的商朝歷史在結尾處掐掉了12年。

商朝的中間的記載就準確嗎?比照一下《竹書紀年》和《太平御覽》,會發現二者的差別是很大的。按照《太平御覽》,累加的年數是688年,按照《竹書紀年》累加的年數是508年,二者都符合「始癸亥,終庚寅」的記載,《太平御覽》是11個甲子加上28年,《竹書紀年》是8個甲子加上28年,兩者相差了3個甲子180年,《太平御覽》的記載和韓非子說的「虞夏兩千年,商周七百年」更為吻合。

這應該是周人有意而為之,刻意縮短商朝的存續時間以降低商朝的影響力。

《竹書紀年》和《太平御覽》中商王在位時間的比較,括號內是《太平御覽》記載的時間。商湯12(12)---外丙2(3)---仲壬4(4)---太甲12(33)---沃丁19(19)---小庚5(25)---小甲17(17)---雍己12(12)---大戊75(75)---中丁9(11)---外壬10(5)---河亶甲9(9)---祖乙19(19)---祖辛14(16)---沃甲5(25)---祖丁9(32)---南庚6(29)---陽甲4(16)---盤庚28(28)---小辛3(21)---小乙10(28)---武丁59(59)---祖庚11(7)---祖甲33(16)---廩辛4(6)---庚丁8(31)---武乙35(34)---文丁13(3)---帝乙9(37)---帝辛52

從中可以看出,兩者記載一致的商王:

商湯12、沃丁19、小甲17、雍己12、大戊75、河亶甲9、祖乙19、盤庚28、武丁59、武乙35、帝辛52。這些記載一致的商王,要麼是商朝地位顯赫的牛人,比如商湯、大戊、武丁、盤庚等有廟號的商王,要麼是距離時間很近的商王,比如帝辛,要麼是和周人關係好的商王,比如祖乙、盤庚,二人都曾任命周人祖先高圉、亞圉為邠候。那些年代久遠,名聲不大並且和周人關係不大的商王的在位時間就成了篡改的物件。

3、對周人自己的美化

這裡主要涉及的是泰伯奔吳的故事,這在正史裡是讓國的故事,然而這個故事經不住推敲。因為如果僅僅是泰伯仲庸兩人到了吳,他們是不可能被立為國王的,吳地本來會有自己的頭領,就憑兩個陌生人,風俗習慣都不一樣,怎麼會立為王呢?實際情況可能是,泰伯仲庸是帶著部族和部隊去搞開發的,他們以先進的生產力征服了當地人,成為國王的。

而且此去是有戰略部署的,那就是和周共同對商朝形成掎角之勢,牽制了商人的力量,對於後來武王滅商有著重大作用的。

附錄:從黃帝至紂三十六世,紂二年納妲己,二十年囚文王,三十年武王觀兵於孟津。——《帝王世紀》

子桑木:《竹書紀年》中的商代歷史是周人修改過的資料

5樓:子潤先生

謝題主邀。

古本《竹書紀年》本身作為史料,具有相當可信度,沒問題。在知乎一定可以查到論述此書價值的回答。說堯舜之事夾雜了很多的儒家的粉飾和掩蓋,也沒錯。

但是不能把《竹書》所記的堯舜之事當成很可信的事。道理很簡單。既然知道儒家出於一些學說目的要把堯舜禹打造成聖王,那麼《竹書紀年》也是一樣的,春秋戰國的史官記錄了這些事,那麼他們距離記載的那些事又有幾百年呢?

所以,這些事被記載成這樣,也必然有其內在目的,這個目的,卻不一定是歷史的真相。

關於追尋歷史真相這件事,我比較贊同魯西奇老師在《何草不黃》裡的說法,手打下來分享給大家:

歷史研究者的任務,也許並非透過歷史資料去探索所謂「歷史真相」,弄清「唯一」的客觀歷史;更重要的乃將各種歷史資料看作不同時代、不同的人或人群對歷史的述說與認識,去分析這些述說與認識是如何形成的、為什麼會如此敘述與認識,以及這些述說與認識對怎樣的群體有意義、有怎樣的意義,等等。

所以就題主的這個問題來講,在描述的堯舜禹的事上,《竹書》的可信度並不高,從現在的材料看,堯舜依然還是那個堯舜,還是那個傳說時代的堯舜,不能當信史來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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