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的成員所使用的語言是否屬於漢藏語系?

時間 2021-05-07 01:02:45

1樓:清風

漢藏語系下面還分藏緬語族和漢語族,按國內分法,侗臺和苗瑤也是漢藏語系。

好了問題來了,一波人天天往藏緬上靠作甚,漢語又不是藏緬語族底下的。

也許東亞大陸本來還有其它語族,都被漢語吞併了呢?漢語和侗臺苗瑤甚至南島的相似度都是不低的。

某些人的小心思,說白了就一句話「他們寧可掀桌子也要那份虛榮!」

2樓:慶曉筱

不太可能。

漢藏語系整體擴散是北向南。良渚所在地為長江中下游地區,至春秋時期都說壯侗語。

比如《維甲令》和《越人歌》破譯後都發現是壯侗語。

3樓:五羥色胺

首先是良渚文化成員所屬族群的問題。

以下內容摘自周膺著《良渚文化與中國文明的起源》。

陳橋驛曾在《吳越春秋及其記載的吳越史料》《於越歷史概論》《越族的發展與流散》《論古代良渚人與良渚的自然環境》等文中指出,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和馬橋文化等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先民的先族均為最早的土著(於)越。其中(於)越遷入浙西與蘇南丘陵的一支為(句)吳,是為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和馬橋文化先民的先族。蔣炳釗等人也持相似觀點。

第四紀更新世末期以來,寧紹平原經歷了星輪蟲、假輪蟲和卷轉蟲三次海侵。星輪蟲海侵發生於100000aBP以前,海退則在70000aBP………寧紹平原在卷轉蟲海侵前期的環境惡化是很緩慢的,但8000aBP時海面上公升到-5m的位置上時開始轉劇。不僅土地面積縮小,而且由於尚無海塘的阻遏,一日兩度的鹹潮從所有河流倒灌入內陸,土壤迅速鹽漬化,人類的主要生產部門即水稻種植,從連年減產直到絕收。

而且自從海面到達-5m以後,整個寧紹平原就淪為一片淺海。也就在這不過1000多年時間中,原來在這裡繁衍生息的越族先民,開始了大規模遷徙。

冰後期海侵最盛期(7000—5000aBP)中國海岸線位置示意圖(引自陳超群:《古海岸線的秘密:「過去水世界」》,《中國國家地理》,2023年第10期)

越族先民的遷徙,首先是從對於卷轉蟲海侵首當其衝的東海大陸架開始的。海面上公升到-110m的位置時,舟山群島開始與大陸分離。海面上公升到-60m的位置時,舟山群島已經形成。

越族先民遷移路線一條是越過舟山丘陵內遷到今寧紹平原,跨湖橋文化可能就是由此造成的;另一條可能利用原始的獨木舟漂向琉球、南日本、南洋群島、中南半島和今中國南部各省沿海地區,也有一部分人利用舟山丘陵的地形安土重遷。但當海面上公升到-5m以後,居住于寧紹平原的先民不得不由此遷離。遷離的一部分人越過錢塘江進入今浙西和蘇南丘陵地區,成為以後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創造者。

也有一部分人利用平原上的許多孤丘,特別是今三北半島南緣和南沙半島南緣的連綿丘陵而安土重遷。海侵擴大以後,這些丘陵和舟山群島一樣成為崛起於淺海中的島嶼,他們和舟山群島的越族先民一樣成了島民。還有一部分人隨著寧紹平原自然環境自北向南的惡化,逐步向南部會稽山、四明山區遷移,河姆渡遺址區是越族先民南移過程中建立的最後聚落之一。

進入南部山區的先民失去了寧紹平原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而輾轉於崎嶇狹隘的丘陵山地,在發展上受到很大的限制。這或許就是越人在以後幾千年發展緩慢、甚至被視為蠻荒之族的主要原因。但進入今浙西和蘇南丘陵地區的越族先民即句吳先民,後來進入廣袤的環太湖平原,卻贏得極為優越的發展地緣和發展機遇。

良渚先民同河姆渡、馬家浜、崧澤以及後來的百越先民一樣,都是古越人的後裔。距今大約八千年前,由於冰後期海侵導致海平面急劇上公升,這些古越人被迫離開了原來居住的寧紹平原,其中一部分人越過錢塘江進入今浙西和蘇南丘陵地區,成為以後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創造者,一部分人和舟山群島的越族先民一樣成了島民,還有一部分人隨著寧紹平原自然環境自北向南的惡化,逐步向南部會稽山、四明山區遷移,他們的後代也就是後來的越國。

可見,良渚先民和後來春秋時代吳越兩國的越人,即使不是直系祖先的關係,也是有著共祖的關係,他們共同的祖先就是當年居住于寧紹平原的古越人。良渚先民的語言也就應該很接近於後來吳越兩國底層百姓所說的越語。

那麼當時的越語是什麼樣的呢?

戰國時期,楚中國人子皙乘青翰舟泛遊之時,趁鐘鼓聲歇停,打槳的越人船伕擁楫而歌,子皙遂請人譯為楚語,以漢字標記發音,再意譯為和楚辭相近的句式,這就是著名的《越人歌》,中國第一首翻譯歌詞。

《說苑善說篇》以漢字記錄下了這首歌的越語發音

濫兮抃草濫予昌枑澤予昌州州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逾滲惿隨河湖

進入現代後,語言學家嘗試著用這些越語的漢字記音重新進行解讀。日本語言學家泉井久之助(1905-1983)用南島語系佔語、馬來語等作試解,1980-2023年,中國壯族學者韋慶穩據漢語上古音,比較其漢字記音與某些傣語支(主要是壯語方言),產出新的對譯。2023年,中國社科院語言所鄭張尚芳按其構擬的上古音體系,用泰語對勘,將成果發表在法國語言學期刊上。

爾後,又有其他各家利用壯侗語族等材料進行的新試讀

·壯侗語系說

· 韋慶穩(1981):

「今晚這是何晚?坐在船正中的是哪位大人?王府中王子駕臨。王子接待又賞識我,小人感激。不知何日王子與小人再遊玩。小人心喉感受。」

· 鄭張尚芳(1991):

「夜晚哎、歡樂相會的夜晚,我好害羞,我善搖船,搖船渡越、搖船悠悠啊,高興喜歡!鄙陋的我啊、王子殿下竟高興結識,隱藏心裡在不斷思戀哪!」

· 林河(1992):

· 周流溪(1993):

「今晚在河裡掌船,是什麼好日子?和哪一位同船?和王子你們。

承蒙大人美意賞識見愛,我無比羞愧。我多麼希望認識王子!今天終於認識了。

山上有樹叢,竹木有枝梢。您知道嗎?我心裡對您非常敬慕眷戀。

」·南島語系說

· 泉井久之助(1953):

「我祈禱您啊,王子。我祈禱您啊,偉大的王子。我認識了您啊,偉大的王子。

正義的王子啊,尊貴的王子。我真幸福啊!我忠誠地服從您。

讓所有的人都繁榮昌盛吧。我長久以來一直敬愛著您。」

由此可見,至少春秋戰國時代的越語和壯侗語、南島語都非常接近,而在語言學上,壯侗語系和南島語系本來就有十分密切的關係,以至於有些研究者建議將兩者合併構成「南-臺語系」。據此我們可以大膽假設,在距離戰國時代兩三千年前的良渚時代,良渚先民的語言很可能是一種壯侗語和南島語還未分離的形態,也就是原始南-台語。

4樓:Mustafa Xia

補充強調一些資訊

考古文化特徵很容易通過接觸、習得而改變,因此只能作為群體歸屬的輔助性參考,而不能作為支援性證據。這一點在對歐洲古DNA遺傳史的數十篇研究中已經不斷得到證實了,乙個代表性的例子是Bell Beaker文化的傳播。因此,孤立的文化特徵相似性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群體的一致性,在實際的、全基因組的古代個體樣本發表之前,仍是要打乙個問號的。

反之,語言雖然也有語言替換的可能性,但其穩定性仍高於考古文化。即便是在較為特殊的、文化傳播佔主導的情況下,仍可以觀測到顯著的人群-遺傳傳播的跡象。例如,現代土耳其人中,即便主體和希臘人-亞美尼亞人相似,但仍可以在統計上顯著地觀測到東亞人的遺傳貢獻。

在考慮到原始漢藏語使用人群關聯在黃河流域西部農業中心的情況下,同一時間分布在華北/黃河下游的農業人群使用非漢藏語的可能性自然更大些。從歷史語言學的角度來說,不能因為這些特徵後來可能被漢語吸收了,就把它指派為「漢藏」的,因為它並不是漢-藏緬共享的,甚至不是(剛與藏緬分開的)原始漢語奠基的/固有的。這些成分更確切地說是「漢非漢藏」的成分,而非「漢藏」的成分。

傳統意義上的體質特徵僅僅占全基因組決定的表型的一小部分,而這些表型又經常存在趨同演化或分類標準主觀等問題。同時,體質分類往往只能把樣本歸為特定的某類,而忽略了人類群體史不斷發生的混合(admixture)的複雜性。乙個經典的例子是,古北亞人的典型標本——馬里塔(Mal'ta)男孩,一度在體質人類學上被誤判為「蒙古人種」/東亞人,但實際上他的遺傳成分中,三分之二來自於西部歐亞人群,剩下三分之一才是和東亞人有一定關聯的。

因此,僅憑體質特徵就確定人群的遷徙或「分類」是存在很大問題的。

原回答:

如果從現有的跡象來看,某種或某類與南島-仡臺(Austro-Tai,通譯「澳泰」)相關的語言的可能性相對大一些。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乙個地區的遺傳連續性(genetic continuity)未必是成立的。因此,在沒有相關的古代樣本的情況下,使用乙個地區現代人群的遺傳結構直接逆推出同一地區數千年前的遺傳結構,是存在著一定風險的。

既然是考古文化與語言相關性的問題,那麼有歷史語言學和考古學的證據自然是最好的。同時,現代人基因組外加古DNA的模式,也可以重構古代人群的遷徙歷史,而這一方法已經成功運用在了重建印歐語人群歷史上。

下面是一些線索:

新石器時代華東沿海水稻的北傳[長江下游→山東→遼寧→北韓半島→日本]和小公尺的南傳[山東→(長江下游)→福建→台灣]的涉及區域,大致對應上述範圍。

日語中和南島語系統對應的詞彙,尤其是稻作農業相關的詞彙(Robbeets, 2017(b))。

考古文化的相似性,如紅陶(red-slipped pottery)。紅陶是南島語和仡台語群體的典型器物,在東南亞,紅陶與繩文陶的分布基本上與南島語和南亞語的出現相對應。而紅陶在浙江的上山文化中就已經被發現。

對東亞人常染色體資料進行PCA,PC1上的排列順序依次為:台灣南島語群體(如阿美、泰雅)、漢族、北韓人、日本人(和族)、琉球人/繩文人。這說明南島相關的影響走的並不是從台灣到琉球的路徑,而是上述水稻北傳的路徑。

以上線索均指向了華東沿海可能一度廣泛分布著南島-仡台語或與之相關的語言,而良渚文化則包含在這一範圍內,甚至有可能是語言-文化-人群傳播的乙個中心。而同一時期,漢藏語的中心使用者更有可能是西北地區以小公尺種植為主的農業群體(Zhang, Yan et al., 2019; Sagart et al.

, 2019)。同時,考慮到同一時期長江-水稻農業群體的二分格局,作為沿海中心的良渚文化使用某種形式的南島-仡台語的可能性相對較高,但未必是後期已經分化的南島語或仡台語。

當然,更直接的證據則需要良渚全基因組古DNA樣本的發表與研究了。

然後是關於南島-仡臺假說的問題:

判斷語言同源,亦即語言之間具有譜系關係(genetic/genealogical relationship)的通用標準是是否具有足夠多的詞彙(越基本越好)有系統的、非偶然的音位-語義對應關係(即comparative method)。這些音位或語義未必是相同的,但卻是需要成對對應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以較高的置信度排除掉偶然相似,亦或是非同源語言後期接觸導致的相似。而與詞彙相比,文化詞、音系、語法等特徵則更容易受後期語言接觸的影響,這些特徵的相似則更不容易分辨是起源上的同源還是接觸所導致的相似。

相應的語言集合可以稱為語言聯盟(Sprachbund),但卻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具有譜系關係的語系。

在這樣的標準下,只由漢語族和藏緬語族組成的、狹義的漢藏語系(Sino-Tibetan)/跨喜馬拉雅語系(Trans-Himalayan)是乙個公認的、具有譜系關係的語系。但是,不論是阿爾泰「語系」,還是「傳統」意義上的、囊括了苗瑤語和仡台語的「漢藏語」,這些分類關係在早期被提出的時候糅雜了大量音系與文化詞水平的近期借用導致的相似性作為論據,因此在譜系關係的意義下,目前並不被廣泛地接受,這和「國內」還是「國外」無關,而和觀點的新與舊有關。

南島語與仡台語相互之間的同源關係的置信度雖然還沒達到公認的譜系關係的程度,但是其同源關係的論證是遵循嚴格的comparative method的。尤其在受漢語影響較小的仡佬語(Kra)當中,可以更明顯地看出和南島語的系統對應關係。

最後,釐清同源關係可靠與否,絕非沒有意義,反而對確定不同語言間是否存在共享的、可重構的早期歷史(如是否起源於同一地區,早期的使用者是否是具有相似文化特徵的、同質化的人群)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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