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載提出「民胞物與」的思想,有什麼邏輯漏洞?為什麼能在歷史上產生重大影響?

時間 2021-05-31 00:40:58

1樓:火澤

二程兄弟儘管在形上學方面對張載之「太虛即氣」有著嚴厲的批評,但是卻認為張載《西銘》是繼《孟子》之後的第一篇大手筆,同《孟子》一樣發前聖所未發。《西銘》原名《訂頑》,《西銘》的叫法就源自程氏兄弟。

大程認為《西銘》的主旨在於言「仁體」,所謂「仁體」,就是二程兄弟自家體認出來的「天理」,因此大程把《西銘》同他自己著名的《定性書》等量齊觀。小程則把《西銘》的主旨概括為「理一分殊」四字,這四字對後世影響極大,至今仍然有著不竭的生命力。「理一分殊」自被小程提出來以後,就成為《西銘》詮釋的主流理論。

小程明確提出「理一分殊」的理論源自其高弟楊時對《西銘》的懷疑。不同於程氏兄弟對《西銘》的極度推崇,楊時則認為《西銘》有流於墨家兼愛的危險。針對楊時的看書,小程說: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 墨氏則二本而無殊。( 自注:老幼及人,理一也; 愛無差等, 本二也。

) 分殊之蔽, 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 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 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

小程很明確地在《西銘》與墨家之間畫出了一條界限,《西銘》講「理一」而墨家則講「二本」,《西銘》講「分殊」而墨家則講「無殊」。所謂「理一」是指普遍性的原理只有乙個,「分殊」是說具體的差異性則千姿百態。因此,「理一分殊」意味著普遍性的天理內在於具體的差異性之中,具體的差異性都是普遍性天理的體現。

在儒家傳統中,這是說「仁」是普遍的,但是在具體世界中,「仁」的要求及施用都是有差別的。「仁者,愛人。」仁是普遍性的愛,但是愛父母肯定與愛路人有著差別。

如果有人宣稱能夠做到愛路人如同愛父母,那麼最大的可能就是對待父母如路人。因此,有理一而無分殊,就會導致愛父母如愛路人;而有分殊無理一,則會侷限於血緣之愛,有損仁愛的普遍性。

朱熹繼承了小程用「理一分殊」來詮釋《西銘》的理路,並將之與《西銘》文字緊密地結合了起來:

用之問: 「《西銘》所以『理一分殊』,如民物則分『同胞』、『吾與』,大君家相,長幼殘疾,皆自有等差。又如所以事天,所以長長幼幼,皆是推事親從兄之心以及之,此皆是分殊處否?

」曰: 「也是如此。但這有兩種看:

這是一直看下,更須橫截看。若只恁地看,怕淺了。『民吾同胞』,同胞裡面便有理一分殊底意; 『物吾與也』,吾與裡面便有理一分殊底意。

「朱熹認為,張載《西銘》的每句話都完美體現著」理一分殊「的理念,比如題主提及的」民胞物與「,當張載在民與物之間作出區分時,就已經體現出了」分殊「的意味。用」理一分殊「來詮釋《西銘》,困難不在於發現」理一「而在於說明」分殊「,因為」幹父坤母「作為世間萬物共同的父母,早就意味著」理一「。因此,朱子認為《西銘》詮釋的關鍵就是」分殊「,而他確實把」分殊「落實到了每一處文字當中。

《西銘》與墨家兼愛的糾纏自楊時起,至今也有千年恩怨了。首先,不得不承認,張載在其《正蒙》中的確借用了「兼愛」這一概念。因此,以墨家的兼愛理念來詮釋《西銘》似乎順理成章。

但是,「兼愛」概念的借用是否就意味著對墨家思想的挪用?我們來看看張載原話是如何說的: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莫如之何矣。

「性」是萬物共同的源頭,也為萬物普遍擁有,因此對於「大人」來說,「性」是公共的而非私有的。如果人類僅僅侷限自我之「性」而不知此「性」也是萬物之「性」,那麼就處於一種「蔽塞」的狀態而不知道順從普遍公共之」性「(理)。因此大人窮理盡性勢必要兼及萬物,愛不能侷限於愛自己的親人,也要兼愛萬物。

我們再來回顧一下墨子兼愛的說法:

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

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

與孟子同時的墨家學者夷子把墨子的兼相愛解釋為「愛無差等」,實得墨子之意。「視人之身若其身」等就是說愛自己與愛他人一樣,因此墨家的「兼愛」、「愛無差等」就意味著普遍而平等的愛一切人,對於施愛的物件都是一視同仁的。普遍與平等是墨家兼愛學說不可或缺的兩個因素。

反觀張載的「兼愛」就不見得有平等的涵義,張載在《西銘》中說:「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這很明顯是典型的儒家式的擴充之愛,當然這種愛從血緣開始推擴,究其極是普遍的愛萬物,但是這種普遍的愛所愛物件有親疏遠近之分,正如孟子所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回到《西銘》,以乾父坤母為世間萬物共同的父母,並不意味著人與人之間就是兄弟般的愛,實質上人與人之間存在在夫子、君臣等差別,因此愛的型別與程度都不一樣,但這絲毫不妨礙幹父坤母及愛的普遍性。

在的提出者小程那裡,「理一分殊「就有著辨別異端的意味,矛頭直指墨家,認為後者」二本而無殊「。但是,墨家早在秦漢之際就已然斷絕,因此如果」理一分殊「僅僅是用來批判墨家,那麼也太未免割雞用牛刀了。

到了船山所處時代,由於天主教的傳入,異端的行列中又增入了一員猛將,而「理一分殊」再次承擔起了異端批判的歷史重任,講明了儒家與耶教間的巨大差異。船山說:

且夫人之生也,莫不資始於天。逮其方生而予以生,有恩勤之者而生氣固焉,有君主之者而生理寧焉。則各有所本,而不敢忘其所遞及,而驟親於天。

然而昧始者忘天,則亦有二本者主天矣。忘天者禽,主天者狄。羔烏之恩,知有親而不知有天;蹛林之會,知有天而不恤其親。

君子之異於禽也,豈徒以禋祀報始哉?巡守則類焉,民籍則獻焉,欽承以通之,昭臨女之毋貳也,故曰「幹稱父,坤稱母」。若其異於狄也,則用重而物則薄也,天子之外未有幹焉者。

等人而專於天子,而抑又用之以薄,非能侈然驟躋於帝之左右矣。狄之自署曰「天所置單于」,瀆天不疑,既己妄矣。而又有進焉者,如近世洋夷利瑪竇之稱「天主」,敢於褻鬼倍親而不恤也,雖以技巧文之,歸於狄而己矣。

這段批判天主教的話基於船山對《西銘》的理解。每個人都與天有著密切的關係,但是每個人都是父母生成,因此人與天之間不是直接的關係,「父母」是「中介」般的存在。在船山看來「天主」之說有悖於《西銘》」幹稱父,坤稱母「所代表的的儒家傳統,把每個人平等地至於」天主「之下,就是」倍親「之舉。

時代變了不再使用「異端」這樣的詞彙,而是代之以文明之間的對話。而在這方面,劉述先極力挖掘「理一分殊」的理論內涵,用來說明各大文明間的如何共處問題。

無疑,「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學貢獻給中國哲學的最具有理論深度的命題之一。《張載集》

《二程集》

《楊時集》

《朱子全書》

《船山全書》

劉述先:《理一分殊》

2樓:鐵卡

首先,乙個嚴重的邏輯漏洞:張載由天為父地為母,所以推導出民胞物與,非常好。但緊接著說大君是宗子,宗子即嫡長子,就是大老婆所生長子,那問題來了,難道作為母親的大地,也有大老婆和小老婆之分?

民胞物與之「胞」,本意可是指同一父母所生。

其二,就算大地之母沒有大小之分就乙個,又有什麼邏輯推理可確定大君是長子?

其三,就算是宗子,又有什麼邏輯能推導出宗子可以作大君,而有權繼承國家幾乎所有財產,有權統治他的同「胞」兄弟姐妹,甚至可以生殺予奪?非宗子憑什麼邏輯就不能?

其四,之後從程頤開始的各代大儒紛紛登場用「理一分殊」洗地,殊即不同,這種所謂不同又有什麼邏輯推導得出?比如君民的不同,大如天地之別,這「殊」又是如何推導得出的?事實也已證明君主制不合天理從而淘汰出歷史舞台。

綜上,民胞物與這個理一沒問題,但分殊有嚴重的邏輯漏洞。至於為什麼在歷史有重大影響,無非是符合統治者的利益了。

繼續扯,儒家的理一分殊有漏洞,那墨子的兼愛就意味著正確嗎?其實一樣也經不起推敲。

那什麼是正確答案?這個問題,我傾向佛家的「即一即異,非一非異」

3樓:一二三

個人看法:民胞是從性理的角度來解讀,天地之性(理)是所有人的天命之性,天地之氣構成了所有人的形體,也構成了萬物的形體,所以說民胞物與。在邏輯上沒有任何漏洞。

4樓:何許人

蟹腰任何的思想之所以大行必然與時代背景緊密聯絡。

科舉制度發展到宋代,貧富差距加大,社會矛盾的尖銳在土地兼併上表現得尤為突出,明道二年,已經形成「勢官富姓,佔田無限,兼併冒偽,習以成俗」的社會風氣。士大夫但凡得志,很多都不會按照儒家思想那樣兼顧天下,澤被蒼生。面對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士大夫必須要在理學思想中找出一些解決社會矛盾的藥方,因而在這個歷史背景下,張橫渠先生提出「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思想應運而生。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講,這一思想演變出了三種分支,是極有發展和進步意義的:

第一種分支以李覯為代表,答題人稱之為「平土推古

吾民之飢,不耕乎?曰:『天下無廢田。

吾民之寒不蠶乎? 』曰:『柔桑滿野,女手盡之。

然則如之何其飢且寒也?』曰:『耕不免飢,蠶不得衣;不耕不蠶,其利自至。

耕不免飢,土非其有也;蠶不得衣,口腹奪之也。』…………嗚呼!吾乃今知井地之法,生民之權衡乎!

井地立則田均,田均則耕者得食,食足則蠶者得衣;不耕不蠶,不飢寒者希矣。

——《直講李先生文集·潛書》

引文可以看出李覯先生的「平土」思想,此外其《平土論》《周禮致太平》論中更有詳論。他的思想中有不少是托古改制的成分,但對於那個時代來說極具社會主義路線的現代意義。

第二種是范仲淹,王安石的「裒多益寡」思想。

「是故君子法而為政,敦稱物平施之心;聖人象以養民,行裒多益寡之道。」

——《范正公文集·天道益謙賦》

故於《謙》也,「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順天休命,而以謙平施,則人樂之,

熙寧變法,大刀闊斧、轟轟烈烈成敗興衰歷史褒貶不一,此處不做妄論,但他裒富益貧的思想,無疑是中國政治史上的一道光輝。

第三是陸九淵取予兩得思想:

天下有皆不足之病矣,而有皆不足之理乎?聞之曰「川竭而谷盈,丘夷而淵實」,天下蓋未始不足也。

方其上之不足也,不必求之於下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上焉者矣。下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上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下焉者矣。

將輸之利害不明,則費廣於舟車之徭;儲藏之利害不悉,則公困於腐蠹之蔽。物苦道遠,則尋以輸尺,斛以輸鬥;吏汙法弊,則私良公害,私盈公虛,此所謂不必求之下焉者也。

富賈乘急而騰息,毫民困弱而兼併;貪胥旁公而浸漁;繩甕不立,而連阡陌者猶未已也;糟糠不厭,而余芻豢者猶爭侈也。此所謂不必求之上焉者也。

創殘之餘,而向敵之甲未解也;飢疫之後,而饋軍之輸未艾也。上方宵旰,而民且囂囂。而晏也遑遑於其間,深計密畫,推羨補缺。

國不增役而民力紓,民不加賦而國用足。非夫知取予之說,妙取予之術,疇克濟哉?

晏之取予出於才而不出於學,根乎術而不根乎道。

《易》之理財,《周官》之制國用,《孟子》之正經界,其取不傷民予不傷國者,未始不與晏同,而綱條法度,使官有所守,民有所賴,致天下之大利,而人知有義而不知有利,此則與晏異。

——《劉宴知取予論》

對於社會階級的經濟分配,陸九淵主張:取予兩得,寬猛相濟。他認識到了經濟財產分配必然是要不平等的。

方法是「操開闔斂散之權,總多寡盈縮之數,振弊舉廢,挹盈注虛,索之於人之所不見,圖之於人之所不慮,取焉而不傷民,予焉而不傷國,豈夫人而能知之者哉。」推崇法制建設「綱條法度,使官有所守,民有所賴,致天下之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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