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
《漢書》卷三《高後紀》有這樣一段記載：「元年春正月，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
」 據顏師古注：「罪之重者戮及三族，過誤之語以為妖言，今謂重酷，皆除之。」這項可以看作法制改革的舉措，也算是對秦政的撥亂反正。
然而清人王懋 《白田雜著》以為：「此本惠帝之意，《通鑑》不載此詔，是沒惠帝之美而反移之於呂后也。」其實，如果知道漢惠帝時代真正的執政者是誰，就可以明白此「惠帝之美」，其實是可以歸於呂太后名下的。
有意思的是，漢文帝詔書又有「今法有誹謗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的說法(《史記》卷一○《孝文本紀》)，顏師古注：「高後元年詔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言之罪，是則中間曾重複設此條也。」似乎法令的改革又出現過反覆。
呂后稱制時的一些政策設計，可以說對文景之治的歷史成功有引導性的義。司馬遷在《呂太后本紀》篇末以「太史公曰」的形式表揚說：「孝惠皇帝、高後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後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
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殖。」《漢書》卷三《高後紀》末尾的「贊曰」，也發表了類似的評斷，只是字句略有不同。
明代學者胡廣在《胡文穆雜著》中指出《漢書》有一事於兩處記載，而情節有出入者，舉了《季布傳》記載匈奴單于致書呂后，語有欺? ，樊噲稱「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遭季布駁斥的故事。而《匈奴傳》則記錄了匈奴來信的具體言辭，季布的話也更為具體。
而回信有「退日自圖，年老氣衰，發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語。胡廣說，季布乙個人的話，前後不同，前說本於《史記》，「後說不知有何從出也」。特別是「中間二書，汙穢尤甚」，都應當「刊削，不宜留汙簡牘」。
《史記》的相關記錄相對簡略，「於此亦可見《史記》《漢書》之優劣也」。然而我們今天讀史的人，則大致都會認為《漢書》的記錄更為可貴。
宋人謝採伯《密齋筆記》卷二注意到，《漢書》的《外戚傳》在《匈奴傳》之後，以為緣由在於呂后等人對國家的禍害甚至超過匈奴威脅。她們因為「負宗社、誤國家」，附之於帝紀之後，是不可以的。這位謝先生又說：
「是百萬之師不若一女子足以亡人之國也。」他以為其他正史都沒有將《外戚傳》置於《匈奴傳》之後的，這體現了班固《漢書》的優越。這樣的分析，恐怕許多關心《史》《漢》的朋友都未必同意。
2樓：李唐
第乙個問題，這得歸功她短命的兒子劉盈，只活了22歲無嗣，作為母親的呂后自然最有話語權，其次呂后作為高帝結髮夫妻，在眾妻妾裡資格最老 ，就算皇位繼承人已從諸王選出，也要尊奉太后之意，而此兩條也是外戚專權的重要條件，呂后專權只是外戚專權歷史長河中的一片段
韓信最後為什麼會被呂后殺掉
因為呂后要 順勢而為！對功臣，能殺乙個就殺乙個，能殺一雙就多殺一對！順誰？自然是劉邦。漢朝初建，面臨的是主觀 家天下 和客觀 共天下 的矛盾，劉邦殺功臣，只是個時間問題。兩口子在對待殺功臣一事上，目標一致，策略有別。這兩口子很有意思 1.夫妻店開的好，殺功臣這事心照不宣。韓信是開國功臣嗎？可以說漢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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