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概念是如何發展演化的?它和生命哲學有什麼聯絡?

時間 2021-06-08 21:14:59

1樓:

不請自來,寫個不長不短的回答。

生命權力/生命政治

洋文寫作: Biopower/Biopolitics

生命權力和生命政治是福柯在《性史》第一卷中提出的概念。福柯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轉入了他的譜系學時期,這一時期,他對歐洲的現代個體的形成譜系進行了研究。在《規訓與懲罰》當中,他就發現了權力新的運作方式。

也就是說,從17世紀開始,權力對個體的管制不再是單純的懲罰和報復,而是進行矯正式的運用。權力並非簡單地消滅個體,而是創造出一些個有用的個體。也就是說,權力的否定和消滅品質轉化為肯定和生產的品質。

同樣地,在《性史》第一卷中,福柯也是徹頭徹尾地顛倒了權力的「壓抑說」:性並不是被權力所壓制,而恰恰是被權力所生產。性的話語和性的知識並沒有受到抑制,而是一再被激發和創造。

權力的這種性質的變化,使得福柯提出了他的生命權力概念。由於權力是積極和生產性的,無論是對於生命——性和生命顯然密切相關——權力就不再是殺戮式的,就不再是君王的那種肆無忌憚的消滅式的,相反,權力在保持、激發、促進性、生命和社會的發展。而生命權力正是這種提高生命、管理生命、繁殖生命、控制和調節生命的積極權力,它在生命、人類、種族和人口的層次上發揮作用。

圍繞者生命,生命權力和君王的屠殺權力針鋒相對,這也是肯定權力和否定權力的針鋒相對。

生命權力在17世紀透過兩種形式發展。其一是以人體為中心,它對人體進行訓練,使人體的能力提高,同時也使人體馴服,這種權力生產出既有用又馴服的人體,人體的實用性和馴服性同步發展,這一點,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作了完整而又全面的描述。這種生命權力形式被福柯稱為人體的解剖—政治學,它運用的程式是訓練,人體最終被納入經濟系統之中得以檢驗。

另一種生命權力形式是以人口——生命為中心的,它形成於18世紀,它關注生命和作為生物過程的人體,將人體作為繁殖生命的基礎,它根本的關心是生育,出生率和死亡率,健康,人口的壽命和質量。福柯稱這種生命權力為人口的生命政治學,這種權力以生命為物件,對人口進行積極的調節、干預和管理。「對身體的規訓、對人口的調節構成了兩極,控制生命的權力就圍繞著它們展開。

古典時期建立起來的這個偉大的雙重技術——解剖學和生物學的,個體化和具體化的,它著眼於身體效能,關注生命過程——使得權力的最高功能可能不再是屠殺,而是對生命完完全全的投資。」這就開創了生命權力的新紀元。一方面,對人體的規訓機器紛紛建立,它們旨在生產和訓練出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勞動力,這些規訓機器是工廠、學校、軍營和社團;另一方面,在政治實踐和經濟觀察領域,對人口的控制技術也成熟了,對人口和資源的關係也作了研究,出現了人口學,觀念學派的哲學等等。

對身體的規訓和對人口的控制,這兩種權力並不排斥,前者針對肉體的人,後者針對的是活著的人。準確地說,規訓權力「試圖支配人的群體,以使這個人群可以而且應當分解為個體——被監視、被訓練、被利用,並且有可能被懲罰的個體」。而針對生命的權力「也針對人的群體,但不是使他們歸結為肉體,而是相反,使人群組成整體的大眾,這個大眾受到生命特有的整體過程,如出生、死亡、生育、疾病等等的影響。

」這些生命權力的發展,圍繞著生命和身體建立起來的知識,都有利於促進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而且都與人體和生命的管理、控制、分配密不可分。在此,人的生命進入歷史之中,也進入知識和權力的領域之中,進入政治技術之中。」西方人逐漸懂得,乙個生物世界中的生物種類意味著什麼。

擁有身體、存在狀況,生命的可能性,個人和集體健康,可以被修正的力量以及一種理想方式對這些力量進行再分配的空間,這些又意味著什麼。無疑,在歷史上的第一次,生物存在根據政治存在而得以反思。」生命受到權力—知識的積極干預,受到政治的干預,傅柯稱這種新的「歷史上的第一次」發生的現象為「生命政治」,它意味著,大量增加的政治技術開始包圍身體、健康、飲食和居住方式以及整個存在空間。

生命成為權力的支點。

這樣,性的重要性就顯露出來——這或許是《性史》第一卷的根本出發點——性處於「身體」和「人口」的結合地帶,它橫跨生命權力的兩條線索:既屬於身體領域,也屬於生命領域;既屬於對身體進行訓練的權力物件,也屬於對人口進行控制的權力物件。性既是通向身體生命的途徑,也是通向生物生命的途徑,它既是規訓的標尺,也是調節的基礎,性既成為個體的標誌,也成為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干預的主題。

圍繞著性,權力戰術將身體規訓和人口調節結合起來,而它的中心目的,正是對於生命的調控和管理。這種對生命的調控,實質上就是要更好地維護和肯定生命。權力就不是屠殺生命,而是使人活,提高生命的價值,是控制事故、缺陷、流行病,對於生命而言,生命-權力是肯定性的,它旨在消滅疫病,建立醫學知識和公共衛生機構,總之,要對生命負責。

如果說,從19世紀開始,「生命權力」的紀元開始了,生命進入一種政治戰略之中,社會也邁入了它的「現代性門檻」,那麼我們也可以在同樣的意義上說,這也是乙個「性」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性成為權力的靶心。福柯將「性」的社會和「血」的社會作了對比,前者是規訓社會,是訓練身體和控制人口的社會,是以生命作為權力和知識的干預物件的社會,是「性」被權力生產,性話語被權力刺激的社會;而「血」的社會呢?「血」的社會是君主社會,是暴力灑血的血腥社會。

在此,血具有多重象徵意義:死亡、戰爭、屠殺和酷刑,「權力通過血在講話」,它是血淋淋的恐怖和鎮壓。福柯大膽地斷言,古典時期所發明的,在19世紀被應用的新的權力手段(即生命權力)使我們的社會從血的象徵進入到性的分析之中。

社會的變化以權力變化為先決條件。以血為中心物件的權力是消滅和鎮壓,以性為物件的權力是繁殖和傳播。

總之,到了19世紀,「權力占有了生命,承擔了生命的責任,它通過身體的規訓技術和人口的調節技術,完全地覆蓋了從有機體到生物學,從肉體到人的全部」。但是,這個以促進生命為宗旨的生命權力,卻一再引發了種族屠殺和戰爭,這怎麼樣解釋呢?「這個主要目標是使人活著的權力怎麼可能讓人死呢?

在圍繞生命權力的政治體系中,死亡的權力、死亡的職能如何運轉呢?」福柯指出,乙個國家向另乙個國家發動戰爭,其理由恰好是要保護自己人民的生命。「戰爭不再是以保護君王的名義,而是以保衛全體人民生存的名義而進行。

不同國家的人民被動員起來為了生存而互相殘殺...將乙個國家的人民置於死地的權力同時也就是保證另乙個國家的人民的生命安全的權力。戰場上為了生存而殺人的原則變成了國與國之間的戰略原則;但是,受到威脅的,不再是王權的合法地位,而是乙個國家的人民生物學意義上的存在。

」這就是生命政治的邏輯。同樣,種族屠殺也遵循這乙個邏輯,在乙個國家內部,人口發生了種族上的錯層,有些種族高階而強壯,有些種族低階而虛弱,為了防止低階人口對高階人口的損害,殺戮就發生了,而這恰好就是生命政治的邏輯:「如若你要生存,其他人就必須死。

」種族主義就這樣在「我的生存」和「別人的死亡」之間建立了聯絡。生命權力也就此轉向了死亡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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