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逍遙散人
無論生前身後，終明一朝，姚廣孝無疑都是乙個極富爭議的人，圍繞其人褒貶不一，甚至不僅是明朝，哪怕是到了清朝，其人也多被貶斥。這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姚廣孝是以輔佐太宗朱棣以靖難面目出現的，而無論朱棣的藉口有多麼冠冕堂皇，其人以藩王作亂，以小宗得入大宗奪得大寶都是不爭的事實，雖然其程度上一姓二宗之爭要比兩姓革命要輕得多，但無論如何，終究是挑戰了明清士人的道德底線。而因為朱棣是以奇謀定鼎南京的，且其班底也多為武人，靖難成功後，朱棣也不得不依靠建文舊人來維持其統治的。
因此，相比造反出身不得不作風頗為嚴酷的永樂皇帝，其時民間實際上多心懷建文，而這無疑也是永樂一朝自始至終的心病。
不過讓他們去攻訐太宗朱棣顯然是沒那個膽子的，因此作為靖難定策首謀的姚廣孝就必然要承受他們的攻訐，這既是其人靖難造反的反噬，同時也是替朱棣一家背了鍋。
對於姚廣孝的攻訐大致始於其人去世十多年之後的宣德五年所修訂的《太宗實錄》中：
（姚）廣孝嘗著《道餘錄》，詆訕先儒，為君子所鄙
如果說這還可以解釋為姚廣孝所著的《道餘錄》對於程朱等人的貶斥引起了當時士人們的普遍不滿，那麼之後指責其激殺卓敬便是顯而易見的對其輔佐朱棣靖難的不滿。可問題是卓敬死時姚廣孝尚在北平，所謂激殺卓敬顯然是有攀誣之嫌。
燕王即位，被執，責以建議徙燕，離間骨肉。敬厲聲曰：「惜先帝不用敬言耳！
」帝怒，猶憐其才，命繫獄，使人諷以管仲、魏徵事。敬泣曰：「人臣委贄，有死無二。
先皇帝曾無過舉，一旦橫行篡奪，恨不即死見故君地下，乃更欲臣我耶？」帝猶不忍殺。姚廣孝故與敬有隙，進曰：
「敬言誠見用，上寧有今日。」乃斬之，誅其三族。
其實對於姚廣孝的貶斥基本上是伴隨著對建文舊臣如方孝孺等人的褒揚而逐漸進行著，同時也是朱明皇室的有意縱容，畢竟雖然朱棣一家是以造反作亂上位的，但隨著靖難舊臣和老人們逐漸逝去，即位的新君顯然是要避免對如姚廣孝這樣的「作亂逆臣」進行褒揚的，甚至不僅不能褒揚，還需加以貶斥，以防後人效仿。
而對姚廣孝的貶斥基本上是在嘉靖朝到達了頂峰：
嘉靖九年，世宗諭閣臣曰：「姚廣孝佐命嗣興，勞烈具有。顧系釋氏之徒，班諸功臣，侑食太廟，恐不足尊敬祖宗。
」於是尚書李時偕大學士張璁、桂萼等議請移祀大興隆寺，太常春秋致祭。詔曰：「可」。
嘉靖的這一行為固然可以理解為其人崇道抑佛的一貫舉措，但如此輕而易舉沒有人反對的便將姚廣孝給移出了太廟，這之中若是沒有民間乃至朝廷的整個風向的變化是不可能的。
在官方，嘉靖將其人移除太廟，在民間，王世貞斥其為：
歸儒者不盡，歸墨者不終
談遷更是將其視為「世之不祥」的險悻之人，對於嘉靖將姚廣孝移除太廟的行為，沈德符更是表示
《萬曆野獲編》：而斥姚廣孝，不使得侍太宗。此不特聖主獨見，亦海內公論。
什麼叫海內公論？其實就是士大夫人心所向。
這種風潮離譜到什麼程度了呢？
姚廣孝雖然一生都沒有結婚生子，但實際上他是有個養子名為姚繼的。而到了萬曆年間
今姚繼之後，盛於吳中，俱不肯名廣孝法嗣耳。
及至到了明末有人為方孝孺建祠時，甚至製作了一座姚廣孝的跪像置於其階下。
而到了清朝的時候，對於姚廣孝的貶斥也並沒有隨之消減
《明鑑》：「初北平兵起，陰謀首發自廣孝。及帝轉戰有天下，廣孝決策之功為多。(論者謂帝躬冒不韙以爭天下惠/帝不終諸臣被戮追原禍首皆廣)
錢大昕對姚廣孝的評詩
《姚少師祠》：泉流檻外分，披緇入定戒香薰。空登北郭詩人社，難上西山老佛墳。好殺共知和尚誤，著書賴有故交焚。依然病虎形容在，曾否聲名直半文。
《四庫全書》更是將其文章與嚴嵩相提並論，不過倒也可以說明姚廣孝才力即便是連紀昀等人也不得不承認
至於姚廣孝之《逃虛子集》，嚴嵩之《鈐山堂詩》，雖詞華之美足以方軌文壇，而廣孝則助逆興兵，嵩則怙權蠹國，繩以名義非止微瑕。凡茲之流，並著其見斥之由，附存其目用見聖朝彰善癉惡，悉準千秋之公論焉。
當然了，也不是沒有人替姚廣孝打抱不平，不過這種人在明清之際基本上處於少數。
李贄：
中國家二百餘年以來，休養生息，遂至於今。士安于飽暖，人忘其戰爭，皆我成祖文皇帝與姚少師之力也。
顧炎武：
「少師之才，不下於文成（王陽明），而不能行其說者，少師當道德一，風俗同之日，而文成在世哀道微，邪說之作之時也。」
關於更多姚廣孝的事，可以移步我的回答
有史記載，姚廣孝是否可列於國內謀士第一梯隊？
2樓：朱民
乙個瘋子，而且瘋的非常徹底。他做的事都是在走極端。吃喝不愁，非得當和尚。
當個和尚，不大慈大悲，非要造反，令天下大亂。一般人造反成功了都是為了享受榮華富貴，這傢伙又跑去當和尚。急流勇退沒啥不好，然而還當宰相，修永樂大典，建北京城，培養大明兩代帝王。
所以，這是乙個悟道的瘋子。
3樓：googlestore
南方的王朝都是短命的，姚廣孝實際上是在與朱棣共同完成給明朝續命，假設沒有朝代的政權更迭，遷都，明在南京定都來統治全國，要不了多久，強悍的北方的草原游牧餘部或女真鐵騎就會向南越過長城，明都南京的下場會和宋都杭州一樣，在冷兵器時代定都南方是不現實的，無法進行有效的軍事防禦和及時指揮進攻。
至於軍事才能，直接表現姚廣孝統兵打仗的機會並不多，最多是重要的軍事謀士或積極組織防禦，畢竟不是像白起，李牧，韓信這樣的統兵打仗的將軍。
綜合評述：為大明國家江山的長治久安和經濟發展人民安居樂業鋪平道路，是明王朝的奠基人，定都北京是歷史正確的選擇。
4樓：
身居太子少師之位，姚廣孝並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曾因公務未能與友人出遊聚會。除了宗教事務和東宮輔導之責外，「靖難」之後姚廣孝的工作重心，不再是國家政治，而在於文化。他負責主導了《永樂大典》和《明太祖實錄》的編纂修訂，尤其是《永樂大典》，這是他的歷史最大貢獻。
朱元璋和朱棣都喜歡翻閱《韻府群玉》之類的古典文獻工具類書。晚年朱元璋曾命人編纂一部集經史百家之言的《類要》，但因不久後朱元璋病逝而終止。朱棣也發現當時的類書有收錄不廣、內容單薄之弊，不便於使用，同時武力奪位的他需要「偃武修文」以籠絡文士之心。
因此剛即位一年，朱棣就決定編纂一部「悉採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的大型類書，要求「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理、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
剛開始時編纂的主要負責人是謝縉，他於洪武二十一年（1388）就曾向朱元璋提出過編纂大型類書的構想，未獲採納。朱棣的即位給予了他實現理想的契機，他與胡廣、楊士奇等朝臣召集了一百四十七人展開工作，多為儒士。由於早有準備，進展很快，次年就完成了編纂工作，朱棣賜名《文獻大成》。
但此書沒有完全遵照朱棣「無所不包」的想法，而是按照謝縉自己「致君堯舜」的思路進行編纂的。因此朱棣翻閱後，發現內容缺漏甚多，沒有實現當初的設想，要求重新修訂。而要糾正謝縉《文獻大成》中偏重儒學、輕待諸家的弊端，必須換人主持重修工作。
無論從資歷、品秩，還是學識來說，太子少師姚廣孝無疑是最合適的人選。
於是永樂二年（1404）十一月，賑濟歸來不久的姚廣孝受命開館於皇家藏書處文淵閣，與刑部侍郎劉季箎、翰林學士謝縉一起負責組織、協調整個修撰事務。也有說是姚廣孝與禮部尚書鄭賜為總監修。不管哪種說法，重修中姚廣孝的最高負責人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要順利完成這項任務，首先就是徵集能夠貫徹朱棣旨意的編修人員。身為監修之首的姚廣孝，借鑑了初修的經驗，充分利用自己太子少師兼任僧錄司左善世的身份和人脈關係，在全國範圍內廣泛徵集人才。
此次人才徵集，並不侷限於出身、門戶以及資歷。譬如有著「兩腳書櫃」美譽的陳濟就是以布衣身份受召，並被委以Quattroporte的重任。雖然出任Quattroporte者還有王景、王達、楊溥、胡儼等朝臣名士，但唯有陳濟一人專注其事，貫徹始終。
這樣不拘一格的重大人事安排，對於改變初修時重經史而輕子集百家的弊端具有關鍵意義，雖不知姚廣孝在其中起到了什麼樣的推動作用，但至少是得到了他的同意的。而且陳濟盡通經史百家之言的學術功底，與博通三教的姚廣孝無疑深為相契。兩人在編纂過程中，各負其責又通力合作，結下了深厚情誼。
《明史》中記載，由於要甄選的藏書多達數百萬卷，浩無端倪，「濟與少師姚廣孝等數人，發凡起例，區分鉤考，秩然有法」，可見兩人起到了提綱挈領的主導作用。
編纂工作主要以儒士為主，包括了代替鄭賜為Quattroporte的梁潛，與謝縉齊名的王達、王汝玉，七十高齡的滕用亨等名士，都曾與姚廣孝早有來往。此外，重修時還重視和徵集了名僧、高道、醫家等三教九流的人才，「緇流羽士，亦多預者」，打破了初修時因人員單一而帶來的侷限性。參加編纂的佛教界人士中，道聯禪師總體負責佛教方面工作，其他如善啟、文琇等僧人也發揮了較大作用。
他們以僧人身份參與官方大型修書活動，顯然與姚廣孝密切相關。醫家中蔣用文和趙友同兩人同為皇家御醫，也都與姚廣孝有密切來往，趙友同的御醫之職還是姚廣孝薦於朱棣而來。兩人在編纂中擔任醫術類Quattroporte，也與姚廣孝不無關係。
正是藉著這樣的關係與人望，姚廣孝能夠廣泛延攬人才，這使得前後參與編纂的朝臣文士、宿學老儒達到了近八百人，加上負責謄寫、聯絡及雜事者，更是達到了兩千多人。如此龐大的隊伍，可謂精英薈萃，對監修者來說僅組織協調工作就是一項艱鉅任務。姚廣孝身居高位而知人善任，博通三教而虛以待人，既能與布衣出身的陳濟合作默契，又能與儒家衛道者張洪坦誠相待，表現得游刃有餘。
在這樣一種氛圍下，經過精心組織，齊心協力，編纂工作順利進行。永樂五年十一月完成初稿即《重修文獻大成》，進獻於朱棣，得賜名《永樂大典》。又於次年十二月完成繕寫正本，至此從初修算起歷時五年的《永樂大典》編纂工作正式完成。
全書兩萬多卷，分裝成一萬多冊，總字數三億七千多萬，採收歷代文獻七八千種，「其書為古今第一浩繁」，成為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大型百科類典籍。其編纂特點是「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系事。凡天文、地理、人倫、國統、道德、政治、制度、名物，以至奇聞異見、諛詞逸事，悉皆隨字收載」，以便於檢索，實現了朱棣將經史子集、諸子百家「備輯為一書」的要求，令朱棣非常滿意。
作為重修工作的最高負責人，已是年逾古稀的姚廣孝無疑為《永樂大典》的告成付出了巨大心血和精力，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摘自何江海《姚廣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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