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農民為什麼沒有選擇躺平?

時間 2021-06-21 13:27:36

1樓:wyman lei

因為農民把失敗原因歸根於吃了沒文化,沒知識的虧,這輩子認定了只能靠農務活下去。

躺平學的大人們就是書讀得太多,

發現城裡的朋友們不需要去灌溉,花自然會開

而選擇躺平。。

2樓:香江

實際上新中國成立以來人民生活都是在不斷提高的有幾年有停滯有小退但總的是進步的

我經常跟70 80歲的老人聊天他們總是感嘆人民生活變化天翻地覆都是感激共產黨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不是隨便說說的

3樓:來一次豪賭

躺平運動的核心是不過度競爭,拒絕諸如996,007之類惡意加班,拒絕買房和買超出自己經濟能力(不得不貸款)的車或者其他奢侈品,只追求每月收入能滿足自己基本的生活需要。從而使自己的身心健康得到保證。

躺平不是不工作,只不過是一種低質量的混吃等死。

根源不是懶惰,而是普通的沒背景沒關係的年輕人對未來的絕望,以及對資本剝削制度和不公平的分配制度的反抗。

也是對黨的信心,相信黨在未來能進行撥亂反正。

躺平也是一種蟄伏,等待乙個開明時代的到來。

4樓:zhebaoer

躺平的前提:

1、有乙份收入尚可的工作;

2、這份工作不怎麼考核KPI,做好做壞就那麼回事,錢都差不了多少;

3、就算工作不理想,還有父母呢。

以上,農民大部分都沒有。

5樓:羅漢果

我只說自己,做了1年多的知青,首先我必須出工的,集體勞動,不出工必須有理由,隊長不准假就必須去上工,沒商量的,有沒有工分對我講不重要,家裡還養得起,可是農民不掙工分誰養他?

我也可以死扛隊長,但是招工返城的權力捏在隊長手裡,他可以決定我什麼時候可以離開,分配到哪個單位。我敢惹他嗎?當然了,農民沒有招工進城的機會,他一樣不敢得罪隊長,每天幹什麼活兒的權力在隊長那裡,別人去大田除草,你去起豬圈,又髒又臭又累,你去不去?

你可以繼續與隊長槓,後面還有辦法治你。

批鬥會,我的倆同學因為小事打了一架,氣頭上頂了隊長幾句,這下子麻煩了,開批鬥會,讓他寫檢查,他自己寫了幾遍都說不深刻,不通過,同學求我幫他寫,依我的文筆字面上沒挑的了,但是還是不通過,分明就是整他,同學幾乎崩潰,後來還是老知青求情才放過他。

後來隊長在我們參加高考的事情上觸怒了我們,大家集體一起揭發隊長的惡行,批鬥隊長,也讓他一次次寫檢查,不給他通過,後來大隊幹部把他調走了,要不我們也能整他脫一層皮。這是因為我們是知青,農民恐怕夠嗆,需要心齊才行。

選擇躺平?不是現在意義上的躺平,農民能選擇的躺平實際上就是偷懶,出工不出力,因為能選擇的東西很少很少,有時想偷懶都做不到,想坐都不允許,就別說躺了。

6樓:Misaka Yui

說個小故事

我乙個朋友問外婆前30年是怎麼樣的

外婆說,吃不飽,吃的沒有現在好,而且大家幹活都沒有那麼認真,偷懶的很多。

我朋友繼續說,也就是說你們那時候都偷懶,都不幹活,都沒有積極性,幾十年都這麼渾渾噩噩過來的?

外婆突然火了:「胡說!我們隊去挖水渠,大太陽天的熱死了,還有學生孩子娃跟我們一起去採棉花的時候,辛苦得很!你怎麼能說我們偷懶?這麼說不講良心!」

講完了謝絕過度解讀,只是分享乙個小故事

7樓:比爾海特八世

給你塊地,讓你一天刨二十八小時,我看你幾天能刨穿地球。

還沒電燈996。

把您至親至愛的蔣委員長還給你,他不搶,他可公道了。

給你們農民分地是侮辱你們不勞而獲。

8樓:老土

躺平這個概念和理論就是懶人給自己找了乙個不幹事的理由。人類存在上百萬年了,每個階段都有那個時代的夢想、理想、努力、奮鬥和成功,也都有每個時代的平庸。人類歷史的車輪會一直滾滾向前的,時代是屬於那些勇於探索、創新和勤奮實幹的人。

9樓:林心矛

知青記憶(十二)小包工和大呼隆

在村里,收穫的莊稼主要靠肩膀和扁擔從地里挑回家。穀子、小麥是連桿帶穗一起挑到村里的場上,脫粒揚淨後再分給社員;而地瓜則在地頭上直接分給社員,由社員自己搬回家。

這樣,挑小麥、穀子屬於集體勞動,整勞力一趟挑120斤,不能少挑,也沒有人多挑,每個人都一樣。而挑地瓜則屬於個人勞動,自己看著辦,有多大的勁就挑多少。

有一次,三隊在狼窩子梁分地瓜。我們分了300多斤。小顏不在。我和小葉只能各挑120斤,(剩下六七十斤是晚上小蔣陪著我去狼窩子梁摸黑挑回來的)。而隊裡的整勞力大都一次挑一百

四、五十斤;身體壯的挑一百

八、九十斤,甚至超過二百斤還輕鬆的走在我們前面。

我們知青在隊裡勞動時,能挑120斤,絕不挑110斤。看來,社員們並不是這樣做的。

在一些大家一起上、大呼隆的勞動中,總有一些人偷懶摸滑,隊長很生氣,也沒有解決的好辦法。

社會主義「各盡所能」原則,在村里只在為個人的勞動中才能得到充分的體現;在集體勞動中則體現的不好。而我們在城裡受到的教育是:「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理論和現實是顛倒的,大家都感到很不理解。

公社革委會付主任蔣孝林一直很關心我們,在和我們知青聊隊裡的這些事時,他說:「這幾年搞大寨的評工記分法,幹活大呼隆,把人都變懶了。應該講政策,搞小包工。

例如刨地,應該實行將地塊包給個人,每個人刨多少地,就記多少工分,這樣能體現多勞多得,大家肯定有多少勁使多少勁」。

蔣孝林是上甘嶺戰役的英雄連長,後來轉業回縣里擔任基層幹部,大躍進時捱過整。他堅持實事求是,不搞花架子。為農民做了很多好事。社員和我們知青都很擁戴他。

有蔣孝林的支援,隊裡後來恢復了文革前實行過的小包工等方式。刨地承包到人,刨一畝地記四個工;挑水按照挑到地頭的量記工分,隊裡割麥子、刨地瓜、剜苗子這樣一類勞動中,一般是整勞力一人四壟,半勞力一人兩壟,大家一起向前幹,誰先幹完,誰就先休息;也算是責任到人的一種形式。

小包工的效果確實比大呼隆好多了。

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有人敢說大寨的辦法不好;第一次親眼見到改變制度,就能影響勞動積極性的例項。

後來,每當有人給我說:「上邊的經是好的,只是下邊的和尚把經念歪了」,我就想起蔣孝林,想起在十六歲時見過「基層幹部接觸實際,看問題比上邊更正確」的乙個例項。更願意就事論事、具體的分析到底是上邊的經錯了,還是下邊的和尚唸錯了。

後記一:

30多年來,農業勞動力從全國的80%下降到28%。而糧食產量提高了一倍,人均產糧增長了五倍。這就是制度改革的力量。

後記二:

開放初期,《人民文學》登了個段子:乙個生產隊產量特別高,經驗介紹也很符合領導的要求。可是別的隊就是學不會。

縣委書記扮成乙個大隊書記去取經。死纏硬磨,說「為了讓我村里的鄉親們不挨餓,你一定要實話告訴我到底怎樣才能高產」。這個隊長實在躲不過,就用食指向上一指:

「千萬別聽上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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