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老城北大街
這三個問題可以參看趙翼《廿二史札記》，你的每個問題都能找到答案，但是，這些答案只是一家之言。
比如你說的《史記》成書於幾時，趙翼有過考證，他寫了《司馬遷作史年歲》，但是現在還存在很多不同的說法。
老城北大街：《廿二史札記》卷一 01 司馬遷作史年歲譯文又比如你說的「至孝昭時，列為九卿」這句話，這首先涉及了《史記》的補缺，補《史記》最有名的人是褚少孫，也有其他人續寫和補寫，甚至還有作旁註而被流傳開來。就是造成這種情況。
可參看《廿二史札記》中如下幾條：《褚少孫補史記不止十篇》《史記有後人竄入處》《史記律書即兵書》。
老城北大街：《廿二史札記》卷一 05 褚少孫補史不止十篇譯文老城北大街：《廿二史札記》卷一 06 史記有後人竄入處譯文老城北大街：《廿二史札記》卷一 07 史記律書即兵書譯文
2樓：林彬懋
這些「歷史性」論說很詭譎，似乎說明《史記》為歷代的「集體創作」，但卻不能指正「歷史」原本就是乙個「生命概念」，緣「事」而生。
「事」的難以了解不言可喻，所以歷史上史學家雖然多如過江之鯽，但掌握個中三昧者，唯司馬遷一人而已矣，故後人稱《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不過這樣的美譽乃就「歷史敘述」而言，並不能點描出司馬遷「藉《史記》註解《易傳》」之企圖，更不能了解「由史入事」的「史記結構」有扭轉孔子以《春秋》的「微言大義」破事入史之用心，進而凸顯《左傳》、《國語》甚至《戰國策》與《春秋》抗衡的歷史意義。
司馬遷此舉，當然有政治企圖，以董仲舒挾漢武帝之力「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故，以其慘遭不人道的「宮刑」故；政治亦「事」，歷史上不斷流轉，其事蹟多無甚意義，但是其背後之因緣以及「史事」轉輒之「幾」則奧妙無比；史書浩瀚，能在「幾」之轉輒處往「事」之因緣始末探索者，少之又少，故能探「史」之「動之微」，以「事」之「幾動」探中國哲學「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精髓者，實屬鳳毛鱗爪，仍舊以司馬遷為第一人，也是唯一之一人。
這裡的玄機即在「文學性」之史筆，以及《史記》「由史入事」的結構，在「本紀、表、書、世家、列傳」裡將「事」之「幾」凸顯出來，所以與其觀歷史諸多「史事」，不如觀「史事」背後之「幾」，因史筆往「事」之外在呈現描述，則只能為「史事」，往「幾」探索，不止可矯正漢代以降的歷史敘述，更可重獲原始儒學承襲自《尚書》、《易經》的「創造性」。
這個歷史關鍵性發展，應該始自司馬遷與董仲舒之間的抗爭，從此「原始儒學」在歷史上逐漸變質，孔孟學說逐代為儒家子弟所詮釋，但鏈結《尚書》與《易經》兩套獨立思想之間的「幾」反而逐代消泯，而「幾」之失，始自《春秋》破事入史，喪於董仲舒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所以自董仲舒以後，儒家思想都是乙個往下墮落的驅動，直至六朝時期的《楞伽經》以「如來藏藏識」重新賦予「幾」之契機。
這才是《史記》對「歷史」的貢獻。再來必須說說為何司馬遷藉《史記》的「文學性」史筆來進行「正《易傳》」的歷史任務。首先，「事件」一旦發生，即為「歷史」。
這不應該有所爭議。問題是，「事件」過後，好事者論及「事件」，身「歷」其境者已然在「事件」的互動轇轕裡混淆事實，沒有身歷其境者則更只能在「事件」過後對「事件」加以揣測，正是「歷史學家大凡不知歷史」說法的由來。
一旦「歷史」定讞，後人尋其歷史遺跡，而後根據歷史學家的描繪，嘗試在歷史的「時間性」裡評斷「事件」的發生對地區發展的重要影響，再根據一連串「事件的地域性」對後世的影響來制定政策議題，其本身充滿了政治動機，不論這些是文學事件或文藝事件或美術事件甚至宗教事件，都難掩其背後的政治運作；如果這個評斷的制定還是乙個集體作業，那麼其「理性行為根本就無法支撐其行為理性的目的」，自然只能在政治理性裡才能尋找到其行為理性的依據。
「文學」在這種政治運作裡充滿了無奈，更鮮有在「文學事件」裡探索「歷史」的真實性者，就算有那麼幾段極其稀有的歷史論述，幾乎也都屬於史學理論的運用，鮮有進入史學理論研究本身的領域，遑論要探索史學理論本身的拓展而進入理論哲學的領域了。
其實，任何乙個學術探討，由於時代與環境的變遷，不止人群的關係、組織與行為模式，環環相扣、互動影響，而且幾乎與政治脈動息息相關；而當一切都隨著政治的混亂現象起舞時，「文學」嘗試從中間走出來，展演乙個人如何在特定的社會與政治氛圍下表現、紓發其情緒；「歷史」則無力糾纏當代的人群，只想交代這麼乙個特定社會的人群行為的來龍去脈，而「哲學」卻更隱藏，只能走到這群人的行為與情緒背後，將其價值觀念挖掘出來。這一點是所有「以文學創作來記錄歷史軌跡」的作家，在「寫實刻劃、人道關懷」之餘，必須掌握的地方，否則無法進行「文學思考」。
職是，以「文學事件」強自在「歷史」裡解釋「文學」，甚至「文學史」，其動機在「哲學」裡根本就講不通，以「事件」因敘述者敘述的不同而只能不同故，所以其「歷史敘述」本身就是「文學事件」，是以只能當作乙個「文學」作品來理解。這是司馬遷造《史記》，以文學手法來描述「歷史」的哲學意義，並一直回溯至孔子的「易學」，故歷史有司馬遷為了駁斥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以《史記》來「正《易傳》」的評斷。
司馬遷可說就是這麼一位以「史」質疑「史」的歷史人物，更以其著作直溯「史」之為「史」的哲學意義，藉以闡述「歷史事件」之所以存在於「歷史」的原因，以其「歷」故，非因「史」故，因「事件」本具「歷史」因緣，不可因「歷史事件」的凸顯，反而忘懷其背後的因緣聚合；更因「歷」在「史」前，「史」因「歷」而成，故知任何以「歷史事件」為由，再造「斷代史」，乃在「歷史敘述」裡再加「歷史規範」，「歷史事件」反而因之模糊，是為「頭上安頭」的顯現。
更有甚者，「治史」的動機太顯，使命感太強，其所治之「史」必敗，尤其當「文學」無法定義，卻強自定義「文學史」，則只能是「政治事件」；倘若其「治史者」只是文學人士，而不具備「歷史修養」，則其「以文為史」的結果，史必因文而毀。這絕非《史記》以文學方式呈現「歷史」的意義。
最為不堪的是倘若這麼一位文學人士以「座談」為引，召集一群文學人士集體造史，更以民主投票來決定「歷史事件」，則一脈相傳的「史學」毀矣，不止魚目混珠，更因其執意「造史為曆」的心態已到了乙個不顧一切的猖狂，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治學胸蘊乃成絕響。
其來有自罷。漢武帝以政治壓抑學術，自有董仲舒之流者諂媚阿諛；司馬遷「原始察終，見盛觀衰」來尋求歷史發展變化規律，猶若將乙個「以手執筆為尹」置於口上，「君」字乃自凸顯，恰巧成就一幅宣示效忠漢武帝的「政治事件」圖影，以述說「歷史」的詭譎，連「治史者」都因僅能「飾中、奉中」而不能不在造史時偏離「歷史」，那麼政客明目張膽，以其「政治事件」來「寫歷史」是怎麼回事？這說穿了就不稀奇了，因為這正是「一切為政治服務」的肇始，更是順應了漢武帝駕馭「尹官」以造史的陰謀，充分暴露政客以「政治事件」寫歷史，大多不知史，甚至汙衊歷史，更因其計謀百出，乃至盡喪「品德」。
這是「以術治國」的弊病，歷史上屢見不鮮。循此思維，政客運用行政資源，將文化藝術媒體均羅織於政治掌控之中，也就不是甚麼了不得的大事了；但可怕的是，一旦使命感太強，強到「非己莫屬」，則一切手段都使得出來，表面上民主，實質上「霸王道雜之」，置民主於機制，玩弄民意，充分暴露政客之所以為政客的鄙俗，恰恰掉入司馬遷替漢武帝做下的歷史定位----「漢承秦弊」(表面上尊崇民主，實質上承襲「勝者王、敗者寇」的獨裁思想)。
這個「由『史』入『事』知『易』」的訴求，正是司馬遷以「文學手法」寫《史記》的用心良苦，也是搭建一條由「歷史」直通「哲學」唯一可行的方法
3樓：金從周
強烈反對樓上的答案。
《史記》肯定是寫完了的，畢竟「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字數都算出來了。《漢書》說「而十篇缺，有錄無書」，這就丟擲了乙個難題。然而張晏所說的缺的十篇，其實都有疑點。
呂祖謙、王鳴盛都認為，真正有可能全篇散佚的只有《孝武本紀》，或者說《今上本紀》。
其實根據《漢舊儀》，《景紀》還曾經因為敏感內容被刪節。但《孝景本紀》的讚語主旨和《太史公自序》中的主旨一樣，意在指明七國之亂的禍根，且《孝景本紀》和《漢書》中的內容不完全一樣，難說是後人補寫。所以呂祖謙對這篇的真實性相當肯定。
《孝武本紀》抄自封禪書，贊也相同，最為可疑。但還有一種說法，認為司馬遷在《自序》裡點明，「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可知此篇本就側重於封禪，司馬遷抄一遍《封禪書》，極有諷刺漢武帝「文治武功」的意思。
《史記》本就是撰次舊聞，講禮樂，取自《荀子》和《樂記》，並不是壞主意。司馬遷對於荀學頗為信奉，在這裡全採荀學不足為怪。何況兩篇的篇首都像司馬遷的手筆，至多說是不全，絕不像後人補缺。
《律書》有可能是司馬談所作。請注意，《自序》裡有「餘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和「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這樣的話，歷來都認為《史記》裡有些段落，甚至有整篇是司馬談所作。《律書》說「世儒暗於大較，不權輕重，猥雲德化，不當用兵」，應該是在漢武帝對外戰爭前，而且本篇敘事確實只到文帝。
司馬談所留下的明確的作品，是《論六家要旨》，而《律書》最後的「神使氣，氣就形」和「非有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同《論六家要旨》裡的「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和「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這樣的思想如出一轍。
《漢興以來將相年表》，序文不見，但表尚在。
《日者列傳》，賈誼死後（文帝十一年）的卜者都沒有提及，而且全篇有明顯的老莊思想。司馬季主援引老莊，宋忠賈誼互相用老子無名勸勉，談及兩人的結局又說「此務華絕根者也」，絕不似司馬遷手筆，當是司馬談所作。
《三王世家》，「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其中只載策文，因為確實沒有別的重要的東西，而讚語也是司馬遷的風格。
《龜策列傳》，伐大宛和巫蠱，都是司馬遷時代的事情。「余至江南」，是司馬遷的行蹤。「豈不信哉」，是司馬遷慣用的諷刺手法。
張晏的這所謂散佚的十篇，其實散佚的極為有限。反而是別的篇目有不全或者後人增加的痕跡。比如《楚元王世家》的贊提到「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趙任防與先生，豈有篡殺之謀」，但正文毫無涉及。
最後，褚少孫補寫的篇目，有確切根據和被懷疑動了手腳的有近二十篇。但我想指出一點，《外戚世家》確有「褚先生曰」的字樣，但《正義》裡還是說「疑此元成之間褚少孫續之也。」可見在後來的流傳過程中，又發生了諸多不為人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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