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忠心耿耿梅思祖
晚明著名良心歷史學者錢謙益，研究相關檔案之後得出的結果是：《太祖實錄》記載的洪武13年誅胡惟庸後「群臣又請誅善長、陸仲亨等」一條屬於誤記，實際當時李善長等人勾結胡惟庸之事並未暴露，他們被打成胡黨是洪武23年的事。
按《洪武實錄》：「十三年正月，塗節告胡惟庸、陳寧等謀反，事連李善長及吉安侯陸亨等。上命群臣更訊得實，賜惟庸、寧死。
群臣又請誅善長、仲亨等，上曰：『此皆吾初起腹心股肱，吾不忍罪之，其勿問。』至二十三年五月，有告元臣封績為惟庸通朔漠訊，得反狀，及善長私書，刑官請逮善長。
詔勿問。會善長家奴盧仲謙等，亦發善長素與惟庸交通狀，上命廷訊得實，召善長詣奉天門，撫遣歸第，善長遂自經。」此國史所紀善長得罪之始末也。
嘗竊疑善長以元勳國戚，結黨謀叛，罪不容於死。業已更訊得實，群臣劾奏請誅，其義甚正，而上以勳舊曲赦之。十年之內，寵寄不衰，有是理乎？
縱上厚待之，善長獨不愧於心，引嫌求退乎？吉安、平涼皆戇勇武夫，置之勿問猶可也，事露之後，上獨無纖芥之疑，而出鎮專徵，委以重寄不一而足乎？仲亨之謀逆，以初起時股肱見貸，當時公侯，誰非豐沛故人，亦欲為仲亨所為，其孰能禁之乎？
塗節等之上變，已經更訊，後十年再命廷讞，始致闢焉，將初辭猶未盡，而後獄乃致詳乎？抑前之更訊者無左驗，而後之具伏者乃定案乎？緩之十年，發之一日，劾奏者攘臂於先，而舉首者接踵於後，天下後世不能不致疑於斯獄也，可知已矣。
今以《昭示奸黨錄》考之，庚午五月之詔，與善長等之招辭，臚列備載，乃知惟庸之謀逆，發於十三年，善長弟侄之從逆，發於十八年，而善長與吉安、平涼諸公侯之反狀，直至二十三年四月，始先後發覺也。國史所記，其失實於是乎不可掩矣！上手詔雲：
「三十九年已被瞞過三十八年。」善長招雲：「十三年奸黨事發，僥倖不曾發露。
十八年弟李四被毛向糖說出胡黨免死，發崇明安置。」不曾推問善長情節，則善長之反狀，二十三年以前未嘗發覺，曉然無可疑者。惟其如是，故十年之中，韓公之恩禮彌隆，列侯之任使如故，一朝發覺，而逮問相錯，誅夷殆盡，此事理之可信不誣者也。
不知永樂初史局諸臣，何不細究爰書，而誤於紀載若此？窺其大指，不過欲以保全勳舊，揄揚高皇帝之深仁厚德，而不顧當時之事實抑沒顛倒，反貽千古不決之疑，豈不繆哉？國初《昭示奸黨》凡三錄，冠以手詔數千言，命刑部條列亂臣情辭，榜示天下，至今藏貯內閣。
餘得以次第考之，而釐正如左……（以下是具體考證）
《牧齋初學集》卷一百四《〈太祖實錄〉辨證》
2樓：青少年心理漫談
因為對付李善長和胡惟庸都是政治鬥爭而非單純的為了殺人。
朱元璋並不是嗜殺成性的神經病，也不是無所顧忌的二百五。他想要增強皇權，一開始也沒有選擇極端的直接殺人，而是想要玩政治平衡，先後使用了汪廣洋，楊憲等人牽制胡惟庸，還一度考慮過劉伯溫。可是汪廣洋和楊憲都鬥不過胡惟庸，劉伯溫置身事外不摻和，所以朱元璋才決定殺胡惟庸。
而這個時候，他打擊的也只是文官系統，所以在辦胡惟庸之前，他特地把其他勛貴從主要職位上調離，以免他們受到牽連，然後才對胡惟庸動手——這不是一時衝動，更不會無所顧忌，是很細緻的政治清洗。
而李善長作為開國元勳之一，影響力非常大。胡惟庸被殺是洪武十二年，這個時候大明邊疆還有戰事，尚未完全統一，而且很多功勳老將，淮西人士也都還在，朱元璋殺不動李善長。然而李文忠洪武十七年死了，徐達洪武十八年死了，湯和洪武二十二年告老還鄉了，老勳貴基本上都不管事了，同時雲南戰事結束，邊疆基本安定，以藍玉為首的建國後立功的新勳貴們也成長起來了，所以朱元璋敢於對李善長動手了。
3樓：種花家兔族帝
目的不同，清理胡惟庸是拿掉相權為主，打擊淮西勳貴為次。當時，乾掉李善長，勛貴集團反應太大，不利於朱元璋統治。後來乾掉李善長是清理身後事，打擊淮西勳貴，為繼位者掃除障礙。
李善長有沒有參與胡惟庸謀反？
已登出 沒有，因為胡惟庸根本沒有謀反。胡惟庸是奸臣，權臣沒錯，但是謀反實屬扯談。太祖實錄裡記載發現胡惟庸謀反的過程，有很多硬傷。說白了殺功臣，只有扣謀反罪名才能理直氣壯。 吸血鬼來了大姨媽 胡惟庸案發時，李善長都已經快入土了，他沒那個必要，重點是朱八八不肯放過他。沒辦法，為了沒有相權，朱八八就得能做...